浅谈谣言的技术升级和被工具化

写在开头:这是一篇散文,无甚大道理。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每天和大量、多样的信息打交道,在新冠瘟疫这样的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和社会性事件中尤甚。

有多样信息,就有信息的质量差别。上个月我翻译了一篇哈佛大学流行病学专家写给记者的文章,他们对疫情期间的信息给出了三种分类:关于疫情的核心事实,比如哪个国家今天新增了多少病例,比如同行评议过的新研究指出了新冠肺炎的某个新特性;相对可靠的周边信息,比如权威专家基于这些核心事实所做的解读和合理猜测;第三种,是那些可能永远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

但是还有另一种信息,就是谣言。

维基百科对谣言的定义很精辟:非真非假是谣言。在中文语义中谣言这个词更具有贬义性,往往不是依据事实,而是凭空想象或根据主观意愿刻意编造的传言——毫无根据的猜测和评论,缺乏可信来源,难以验证真伪的信息。

不过在本次疫情期间,我们开始看到了以下两种“升级版”的谣言:伪造来源和虚假借用权威背书的“伪事实”,以及断章取义的片面事实、“另类事实”。

第一种举例:

一家印度网站引述了并不存在的“台湾专家”和“日本医生”,宣称如果你能屏息10秒且不咳嗽无不适,就说明你肺部没有纤维化,没有感染新冠病毒。后来,这条消息又被转了几道,加上了“斯坦福大学”的背书。

真实情况是,我问了斯坦福大学,对方回复从没有发布过这样的建议。并且,新冠感染的轻症患者也没有肺部纤维化。我还去专门查了资料,发现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屏息时间都能够达到18-32秒。屏息10秒并不能证明你没有感染新冠肺炎,甚至无法证明你健康。但是,在诉诸权威后,这条谣言听起来倒是挺像那么回事,以至于我在美国的一些认识的人都相继转发。

第二种更数不胜数了:

比如这条微信公众号文章(已删除),宣称英国官方承认要故意让千万人感染,获得“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让病毒无法继续传播。然而实际上,该文章所引用的外媒原始报道,使用的只是一种假设性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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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这条,标题里宣称白宫紧急关闭,文章本身还算有点良心,澄清只是白宫对公众开放的导览部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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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纯粹毫无来源未经证实的普通谣言相比,这两种技术上升级过的谣言更加危险。疫情爆发的时期,同时也是信息爆发的时期。大量的信息从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自媒体和社交网络等不同属性的媒体中不断传出,对人们辨别信息和查证事实的能力带来了极大的考验。

经过这次疫情,人们的警惕性确实提高了,开始意识到小道消息通常不可信,应该等待权威机构辟谣。同时,他们反而更容易相信这种看似得到权威背书的,或者不是绝对正确但至少一半正确的信息。

看待这些谣言带来的伤害,还有另一个角度。

在中国疫情的前期和中期阶段,人们饱受谣言之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不可靠的信息无助于人们了解最真实的情况,辅佐重要的决定,反而导致对情况的误判。现在,中国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让疫情得以控制,中国度过了最糟糕的时候。新冠病毒已然进入了全球爆发的阶段,中国人开始将关注转移到境外。

而关于海外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真是假都与中国人无关,再加上民族自豪感太廉价、易于生产。人们更容易、更愿意相信关于海外疫情的,且多为负面消息的谣言。

我们坚定地反对制造和传播谣言,不是不想让受众看到他们想看的内容,而是想让他们看到更多应该看的内容。

这其中,就包括因为现实阻碍等原因看不到,或者不容易获取的信息。不敢说所有记者都认同,但是至少我认识的很多同行都认为,受众需要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身边、更真实的社会、更真实的世界,而不是被那些不负责任的自媒体所驯化,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或者自媒体认为你想要看到的信息。

辟谣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普及信息素养的重要性,让受众成为好的信息获取者,具备更加健康、实事求是的观念,形成对世界更加准确和客观的认识。

诚然,传播那些看起来很真实,甚至一半真实的谣言,无助于受众培养健全的信息素养;传播与海外有关的谣言,无法让受众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说完谣言的技术升级,再来说说它的被工具化。

谣言作为一种虚假的、无效的信息,在一个健康的资讯市场上,经过时间和真相的洗刷被冲进信息的下水道是它的宿命。然而在中国,它不但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自媒体行业中颇有市场,甚至还在官方机构的推波助澜下,在外交和国际政治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没有什么比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赵立坚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3月12日,赵立坚在 Twitter 上发布多条推文,评论了美国国会对美国疾控中心主任 Robert Redfield 的质询。在听证会上,Redfield 透露美国确实有一些流感死亡患者实际感染的可能是新冠肺炎。赵立坚对此大加评述,指出美国 CDC “被抓了现行”,并进一步引申,要求美国解释零号病人在美国何时出现,要求美方提供透明、公开的数据。

在其中一条推文里,赵立坚抛出了一条颇为轰动的谣言:“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

赵立坚今年2月底履新外交部发言人,上任前就已经是“推特狂人”,关注数和粉丝数都达到十几万人。根据一篇去年的论文,在中国外交机构和官员中,Twitter 账号“开得最早、粉丝最多、发推最勤的就是赵立坚。”

去年7月,赵立坚在 Twitter 重申中国的新疆政策并借机批评美国的种族问题,宣称华盛顿特区的白人从不去东南区,因为那是黑人、拉美裔的地区,还为此和前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Susan Rice 起了冲突,由此获得“战狼外交官”的称号。

回到赵立坚刚才关于“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的宣称。然而,目前尚无任何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病毒是人造的,来源是美军的医疗研究机构。倒是2月25日北京科协(政府机构)辟谣称,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透露,军运会期间因患传染病入院治疗的五名外籍运动员,患的都是疟疾,而非任何形式的肺炎。

你能看到,至少在这条阴谋论上,北京市政府和中国外交部,在推行两个完全相反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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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诡异的是,几乎同一条谣言,当传播者从中国外交官变成普通公民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自打中国疫情出现苗头,就有类似谣言在流传,宣称新冠病毒是美军在武汉军运会期间带到了武汉。早在1月26日,武汉封城的第四天,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朝鲁吐镇的居民满某就在快手账号上发布了一条名为“经典话题:不听的后悔一辈子”的视频,宣称“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是美国向中国使用病毒基因武器造成的”。

视频在快手上的播放量达到了近1.4万次,远超“传谣过500可定罪”的额度。科左后旗公安局给予满某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这一事件也于2月8日上了内蒙古新闻联播的电视直播,2月9日被观察者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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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几乎同样的谣言,传播者的身份不同却导致了如此不同的境遇。除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之外,另一个可以解释的角度,就是:

谣言,正在被工具化,成为中国政府推动外交叙事,制造有利舆论环境的一种工具。之所以在工具化前面加上“被”字,想要说明的是,生产谣言的人往往并无目的性,而使用谣言的另一群人,却为它赋予了更大的使命。

在1月底2月初,湖北当地的疫情最为恐怖的时候,全中国都在向武汉运送物资和派出医疗人员,处在一种少见的,从体制内到外的集体性紧张、脆弱的时间节点上。也正是那时,我们看到了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开始向中国发出捐助。在那个时间点上,中国是最需要美国的——或者即使不需要,至少也是不希望失去作为朋友的美国的。

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那时的中国一边嘴硬拒绝美国的医疗援助,一边又和美国药企吉利德科学达成合作,在中国开展数百人参与的瑞德西韦临床测试。如果在当时激怒美国,至少让中国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热衷于“感恩”的国家。

前一小节提到,现在中国疫情日趋向好,人们对于疫情的关注不可避免发生了转移:1)从关注国内转移到关注境外;2)从关注疫情防控转移到事后追责。

如果把疫情在中国,大致按照封城前、封城到二月底、三月之后,分成前、中、后期,中国在前期置若罔闻,中期矫枉过正,后期锣鼓喧天。武汉人民在前、中期作出的大量牺牲,铺就了今天的中国成为全世界的学习范本。

此时,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更适合中国政府开始新一轮的外宣工作,塑造大国形象,宣传举国体制的功效,营造有利舆论环境。除了正面宣传中国强有力且有效的疾控措施之外,借着其他国家和地区迎来各自的疫情爆发,发起舆论攻击,也是一种被认为颇具功效的手段。

最近两周海外媒体对新冠疫情的报道,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我都有读过,发现主要有两种内容:报道本国疫情发展/对本国政府不作为的问责,和解释一件许多人都关心的事:为什么类似的大规模流行病总是起源于中国?

而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本国疫情的负累,现在正是需要虎躯一震的时候。当全球面临延长的疫情时,中国政府已经无法接受在舆论上继续被当靶子。以病毒“美国起源论”攻击美国,不仅进一步转移了国内注意力,在全球级别的追责上,似乎也在为中国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舆论攻击中,针对他国的谣言反而成为了最有效的武器。同样的谣言,同样的工具,在“正确”的人手中挥舞着,起到预期的效果,或许才是这些人的真正目的。

条分缕析之后,脑海中那个黑色的我竟感到这一逻辑如此顺畅和强大,而白色的我只想掩面叹息。


最后,我想和你说的是:

面对在技术上不断升级,被官方部门工具化的谣言,我们应该训练一种下意识的思维方式。

从今天开始,你需要警惕每一条宣称拥有专家背书的,即使是那些看起来符合你认知的消息。具有双语、多语能力和专业知识的人,可以肩负起事实核查的责任,去寻找这些内容的原始来源,在你所能够触及的社交圈子内,无论是聊天群还是朋友圈,传播准确的、符合事实的信息。

鉴别谣言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媒介素养的获得更不是一蹴而就,它们需要日积月累的训练、实战,和复习。

但我相信在社会上,如果足够多人能够获得这种媒介素养,不仅对谣言嗤之以鼻,还具备有效鉴别它们的能力——谣言的生产成本将大大提高,传播将倍受阻碍,足以使一些谣言生产者在信誉甚至经济上破产,倒逼那些借助公信力在传谣,只为了达到特定目的的媒体机构,甚至是中国政府,重新思考自己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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